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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干部在土地改革运动当中显得过于理想化和天真化，因此常常出现了被地主豪绅蒙蔽的现象；工农出身的干部虽然对土地改革运动充满了热情，但是基于朴素的阶级情感，又往往会不自觉的扩大打击目标，从而偏离了中央所制定的土地改革总路线。
而土地改革还只是阶段性的任务，我对于新的行政体系建立后，这一体系下是否能够真正的弥合内部党员干部的分歧，和确保我们的干部是否能够完成中央所要求的工作，我感到有所焦虑。”
吴川只是注视了一会梁廷栋，又看向杨铨问道：“杏佛，你怎么看廷栋同志所担忧的事？”
虽然在1910年就加入同盟会，也在东北独立后第一时间加入了革命委员会，不过杨铨对于社会主义并没有过多的了解，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倒是对于美国政府的行政系统颇感兴趣，花费了不少精力进行过研究。
因此对于吴川的提问，他第一反应并没有往政治上进行考虑，而是直接从行政组织上进行了思考，因此他不假思索的就回道：“外行领导内行，这在国外本就是一个普遍现象，比如美国的各行政部门几乎都是外行领导的，上一届的海军部长被任命前不过是一个记者而已。
更何况，我国的共和体制也好，革命委员会体制也好，过去从来没有在中国出现过，对于所有人来说这些体制都是新事物。哪怕有些人在国外研究过共和体制，他们也不过是盲人摸象，未必就真的对共和体制有多么深刻的了解。
因此，我认为外行领导内行这是一种极为正常的现象，我们应当考虑的不是消灭这种现象，而是如何规范外行领导内行的行为，使之不脱离组织的施政目标。
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完全可以仿照美国政府的行政体系，对于组织的领导方式建立起一套行动规范。比如，我认为：第一部门领导不能越过下级发号施令，对于一个不了解部门业务的外行来说，这是制造一系列问题的开端；第二部门领导应当承担起和其权力相对应的责任，不能把自身的责任推给下级；第三…”
“第三是什么？”听到杨铨突然停顿了下来，吴川下意识的追问了一声。到底还是年轻气盛，杨铨终于还是没有管住自己的嘴说道：“个人不能凌驾于组织之上，我以为这是组织能够正常运转的前提。”
一旁的梁廷栋瞄了一眼杨铨，但并没有说话。吴川只是沉默了数秒便点了点头说道：“杏佛说的这三条组织原则，我看确实可行。我的建议是这样，第一党校内要增加行政管理的相关课程，这一课程的教科书，杏佛你可以组织人编写一本，到时交给我审核；
第二党内现在存在的这种分歧，我看还是处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解决这样的矛盾要依赖于政治教育和风气整顿，廷栋，你和周泽春委员碰一碰，要求各党支部开展一场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先进的同志要帮助落后的同志解决思想问题。同志们的帮助还解决不了的，组织再考虑出面挽救，组织也挽救不了的，那么就只有劝退。”
梁廷栋和杨铨都是心头一惊，梁廷栋虽然是最先提出干部问题的人，但是对于吴川的果断作风也还是有些打鼓的，虽然他提出问题的意图就是希望能够让吴川拿个主意。
就在吴川办公室内的谈话告一段落的时候，张云荣敲门进来向吴川报告道：“马上就五点半了，您和周树人先生约定的晚宴时间快到了，要现在准备车子吗？”
吴川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便向着两人说道：“你们晚上要是没事，不如和我一起去吃饭。”
对于吴川的邀约，梁廷栋想了想才回道：“太炎先生在不在？他在我就不去了，他现在一见到我就想让我给他拨款修文学院的教学楼，我真吃不消他。”
吴川只能摇着头对杨铨问道：“那么你呢？”
杨铨也赶紧摇着头说道：“我得尽快回去把今天的讨论结果整理出来，然后编制正式报告提交中央委员会审核。”
吴川于是便放了两人离去，自己带着张云荣去厚德福饭店了。周树人来东北已经有10多天了，从沈阳开始他就一站接一站的对东北城乡各中小学校进行了考察，虽然只是走马观花，但是他也看出了不少东西。
抵达长春后，他除了拜会自己的老师章太炎之外，便是拜会了共和党及革命委员会的领袖吴川，应该来说同吴川的见面他还是感到比较舒心的。
虽然吴川没有立刻答应他提出的教育发展计划，因为东北的财政年度是从今年三月到来年三月，和北京的从今年六月到明年六月不同，革命委员会今年的预算早就已经计划好了，没办法再进行大的调整了。周树人能够看得出吴川并不是在搪塞自己，因为这一路的中小学校